“文化资本主义”时代的雅俗互动

        ——《中国历代园林图文精选》评述

相对于马克思。韦伯（Max Weber）笔下的“政治资本主义”社会，我更愿将君主专制、家国同构的古代中国戏称为“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其发展至隋唐以后，能够自觉淡化血统等因素，而将文化本身作为获取各类资源、参与社会博弈的首要资本。只惜这一“文化”较多排斥技术理性，涵容一向过于狭隘，至后期更丧心病狂地自锢于区区“八股”，终令堂皇经、书沦为障目一叶，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经济时代失之毫厘，谬至千里，所以我亦戏称其为“狭隘”的“文化资本主义”或“狭隘”的“知识经济时代”。

狭隘的文化自然有其不免狭隘的表述方式，即所谓雅正、雅驯之音，亦可相对社会大众实际操持的、明白晓畅的“俗言”而泛称其为“雅言”。两千年来，从东周之“卿、大夫、士”而下，至两汉经师、魏晋名流，直至明清士人，日谈夜论，或骈或散，大都不离其左右，所涉亦自然包括所有社会方面。有时以“雅”述“雅”，如太白吟诗，得心应手，酣畅淋漓；有时不免以“雅”入“俗”，如博士卖驴，于并不尽适合、擅长之角度、领域，巧妙或艰难腾挪，变幻身段，描摹勾勒，表情达意，传诸今人。

    对于今日治史，包括治中国传统城市、建筑、园林諸史的学者来说，除实物调研以外，所依赖者，往往正是这样“雅雅”或“雅俗”互动、缤纷多样的文献遗存，由此举一反三，不难采摘出种种属于该领域的琐屑体会：

（1）园林空间的纾解功能与空间审美的微观化

《世说新语》载：“简文（宇晖按：即晋简文帝司马昱）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2）

君王平日困居的深宫向来属“非壮丽亡以重威”（3）的威权空间，由此遁入清新自然、自由自适的园林，贵如君王，亦不免触景生情，随处怡悦，一时回归自然人性——我称其为由“家国同构”向“天人合一”的回归。这样的纾解性空间，这样的场景塑造，对于专制时代的君王乃至整个国家的重要价值可见一斑。

时至千载后的晚明，江南士人无论财力丰俭，更是醉心于对这类生活场景、直至细节近乎痴迷的精心营造锤炼，时人文震亨《长物志》与清初李渔《闲情偶寄》两书均有大量详尽几至于琐屑的记述。《长物志》论及室庐木门制作时称：“用木为格，以湘妃竹横斜钉之，或四或二，不可用六……门环得古青绿色蝴蝶兽面……为佳……漆惟朱、紫、黑三色，余不可用……”（4），其审美趣味之全面微观化于此可见一斑——论其内在动因，则不妨借鉴黑格尔（Georg。Wilhelm。Friedrich。Hegel）于《土耳其人治下艺术与科学之衰落》一文中的看法，他认为土耳其画家对最平凡生活细节最无微不至的刻画正是出于人性的自尊自觉，出于对生活的无比热爱……

长于抒情、传神的“雅言”就这样以雅入雅，以或超拔简率、或优雅平静的方式记录着传统专制社会中空间、场景与人物、人性互动的特殊历程。

（2）叙述方式的认同、屏敝与庇护功能

传统“雅言”最初受制于记录方式（刻划等）与载体（甲骨、竹简、金石、布帛），不得不极尽简约至令人叹服的一字千金，后虽经历了汉赋的极力铺陈，仍远较“俗言”简练，有时甚至不免以简害意，叙事含混或生歧义。

而“雅言”与生俱来的士流文化取向更使其具有一定的士流身份认同功用，并几乎天生敌视细致准确、通俗详尽、带有技术理性光彩的表述方式，一如文人画家之鄙视匠人画。杰出如北魏郦道元之《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两著，有时亦似乎不免耽于形式，醉心辞藻，影响了辞意的表述。而后世种种建筑记、园记，或虚晃一枪即别辟蹊径，由空间表述转入人事感慨，或一味粉饰，不知所云，往往令专业研究者难以获取较多有价值的信息，其专业价值更多在两著之下。

叙述方式的雅、俗过度分离，会形成文化屏蔽，助长分化，阻碍交流，影响历史信息的传承；但这一分离亦能在一定程度上协助形成文化堤防，于小范围内维持较高文化水准，如同中世纪修道院般成为精英文化庇护所，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如法国大革命后雅各宾派执政时期甚至我国“文革”时期那样的民粹主义泛滥，精英文化沦亡的不利局面。这对历史信息的传承同样是致命的。

（3）造园家的身份自觉与认同焦虑：

披阅传世相关文献，会发现一类趣味现象——身无功名的寒素子弟往往倾向于选择格外雅正的叙述方式，而如晚明王世贞、张岱之类文坛巨子、世家子弟却几乎总是不拘一格地从容倾洒，自抒性灵。

前者最突出的例子便是晚明苏州府吴江县造园家计成，于市民社会暗潮涌动，文坛劲吹自由之风的晚明选择古老而工整的骈体文书写下划时代的造园专著《园冶》，于同时代书著中独树一帜。其“巧于因借，精在体宜”（5）、“虽由人作，宛自天开”（6）等佳句今已播传万口——但其将满腹生动理论化为通篇对偶，似乎多少带有炫技成分……用风行晚明的小品文书写造园理论，岂不更轻灵简约？

对比同时代类似例子，或许更易理解计氏衷肠——这是同时代造园家张涟掇山时的情景：“常高坐一室，与客谈笑，呼役夫曰：‘某树下某石可置某处。’目不转视，手不再指……”（7）

计、张二位造园家均兼具相当技能才华——前者能文而游移于主流文坛之外，后者能画而游移于主流画坛之外，计氏以骈体为文，恐怕正如张氏以口呼掇山，是在以自觉行动昭示自己不同于一般市民、工匠的、至少居于中间地带的特殊身份，一如千载前南朝名将韦睿“乘素木舆，执白角如意以麾军，一日数合，英甚惮其强……”（8），似乎亦是在以儒者的身份昭示其不同于一般武夫的身份与气质——张氏指挥掇山的气势与韦氏麾军何其相似！

    他们类似“以俗求雅”的焦虑与期盼，正暗含于传至今日的《园冶》华章、张氏别传中。

或许正因其“太雅”，传统城市、建筑、园林类文献往往内涵模糊，信息零碎，身份难以界定，为免错乱之弊、遗珠之憾，须纵以时经，横以地纬，作较大规模、篇幅辑集，以利历史信息之充分整合、传递。同济大学出版社以此为原则，合诸多专家之力，蔚为皇皇五册，堪称从特定专业角度对传统文献所作的一次较大规模梳理裒集，不失为有意义的“风雅”开端，本文所引征文献，亦多容纳其中，谨以此文，聊充评述。